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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以后，非国有企业杠杆率开始下降，国有企业杠杆率却迅速上升，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在资本和资产收益率下降的情况下，杠杆率上升是灾难性的]

一季度宏观经济指标以及大型金融机构财报的改善，显示出金融风险缓释的迹象。与此同时央行宏观审慎MPA考核上马，银监会一个月内7份监管文件让市场情绪颇为紧张。

5月13日，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2017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一季度报告》发布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讲席教授周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全球风险管理学会（GARP）CEORichardApostolik围绕一季度金融系统性风险进行了评估与讨论。

专家们认为，尽管一季度系统性金融风险有下降态势，此外金融市场迎来了强监管环境，不过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风险依旧严重。

经济下行趋势没有遏制？

对中国当前经济金融形势，李扬提出三点判断，第一，现在我们债务问题比较严重。第二，经济下行趋势没有遏制，还会进一步严重。第三，由于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资产和腾挪空间，所以目前还不至于引起危机，但是需要警惕。

由于地方债务置换效果在2016年集中体现，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在去年略微下降。对未来能否保持这种状况，李扬并不是十分乐观。“特别是企业杠杆率，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异常的现象。经济下行以后，非国有企业杠杆率开始下降，国有企业杠杆率却迅速上升，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在资本和资产收益率下降的情况下，杠杆率上升是灾难性的。”李扬说。

李扬称，所有制决定了杠杆率以及变化，中国债务问题，也就是说表现在金融领域的问题归因于实体领域的问题，归到改革开放40年来始终在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上。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要让企业像企业，按市场规律办事。

“我们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出现过企业债务率过高问题，说明造成这种现象的体制机制基础没有变化。这一轮我们一定要根除这个基础，如果在七八年以后再出现债务问题，到时候很可能已经没有资产去填补空白了。”李扬表示。

对实体经济的判断，周皓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实体经济在去年下半年就出现回暖。中国杠杆率虽然总体较高，但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却随之有所下降。在中国债务结构中，中央政府债务和居民债务风险较小，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公司债务增长较快。造成国有企业债务率过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疲软时期的财政刺激政策和金融货币宽松政策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国企由于受到国家潜在担保，流入大量银行贷款。

“因此，经济的持续复苏给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前几年所没有的机会，我们能够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治理国企债务过多积累问题。”周皓表示。

影子银行或成危机触发点

“未来中国金融体系出现危机，不太可能是在券商，甚至不太可能是信托公司，更不可能是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内，因为严重的资方损失等等所产生危机，一定是在影子银行。影子银行的混乱程度、杠杆高低程度、期限适配程度，以及它带来的风险没有很好在股票市场定价出来。这些特征，实际上是我们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高善文称。

高善文表示，从历史上看，真正形成致命、休克式的金融危机，它的传导链条主要不是来自于宏观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因为宏观经济层面系统性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期。以美国2007年金融危机为例，它是在一个庞大的、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内部形成严重的脆弱性。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在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之外，中国金融体系在某些方面是不是正在形成潜藏的、越来越严重的脆弱性。

高善文指出，伴随着最近监管部门开始系统对影子银行体系采取去杠杆的举措，已经可以看到市场出现非常大的压力。上证指数连续十九日低开，债券市场信贷的收益率创了新高，市场极度呈现流动性匮乏的情况。现在最高评级的信用债的收益率，已经比贷款基准利率高得多，但是没有看到停止贷款大量购买信用贷使得价格逆转的趋势。这说明市场是有非常不正常的压力。

“中国极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影子银行，大部分都是银行的影子。”李扬表示，影子银行作为国外传入的概念，本义是不搞存贷业务，但发挥信用作用，使社会既有的货币存量能够提供更多的信用。影子银行是一项金融创新，在中国却变为风险的因素。“中国的影子银行是打着影子银行的旗号，做传统银行的业务，达到监管套利的目的。”

监管收紧“疗效”几何

3月以来的强监管特别是银监会的7个文件，对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波动。未来，监管部门会不会因为市场的波动从而减轻对市场的监管效率，强监管又究竟能够多大程度缓解当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